乐鱼体育中国:郁迪：科耶夫与他的帝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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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科耶夫，也许你第一次听到这一个名字还得感谢一场纷纷扬扬的笔战。是的，我指的就是刘小枫教授的“国父论”以及接踵而来邓教授的洋洋雄文《评学理》。且不在他们各自的主张（或是恩怨）中纠缠，只要去战场上捡个几颗弹壳，就够我等摆弄一下午了。而笔者实在有幸，竟捡到一颗大口径的科耶夫与他的拉丁帝国。

  小枫教授说：“拿破仑战争是真正的第一次欧洲大战，也是现代战争的真正起点如科耶夫所说，一百年后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一个后续的插曲。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尽管近代欧洲的历史是一部神圣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历史，重建统一的拉丁帝国仍然是欧洲大政治家的梦想。”紧接着，就冲着晓芒教授那句掷地有声的评价“我不知道刘小枫到底想要什么”，便知是时候该关注这个叫科耶夫的学界之谜了。

  有谁不想八卦一下这段“一个男人引发的论争”呢？说来也巧，恰逢其时多米尼克奥弗莱所作《亚历山大科耶夫哲学、国家与历史的终结》的中译本于一个月前问世。自然，这部号称“迄今为止，最全面细致地阐释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谜样性格的传记”，便成了走进这座迷宫领航首选。

  作者奥弗莱甚至以艾科《玫瑰之名》中那本蕴含全部图书馆之秘密的圣书来比喻这个充满色彩的人。科耶夫生于俄罗斯，在文学的世界中摸索着历史终结的观念（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对其思想大加推崇）；在二战前夜，于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开设研讨班讲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当时的听众名单中有：雅克拉康、梅洛庞蒂、雷蒙阿隆、乔治巴塔耶等等。这无疑堪称是法国思想界的全明星阵容，每一位都是日后的思想巨擘。

  多米尼克奥弗莱所作《亚历山大科耶夫哲学、国家与历史的终结》一书封面

  可以说，二战后法国哲学复兴的起点就在黑格尔科耶夫解读的黑格尔。这次研讨班的内容在雷蒙格诺与加斯东伽利玛的努力下编辑出版，这便是著名的《黑格尔导读》，也就是科耶夫的第一本著作。

  而他的第二本著作《异教哲学的推理史稿》的出版时间距离第一本书居然长达20年（在其去世前的几周）。中国人讲求十年磨一剑，但科耶夫的速度实在惊人，都赶上铸造一对雌雄双股剑了。

  这其中的缘由在于他人生的后半段时光大多数都用在处理现实政务。换言之，哲学家科耶夫同时也是一位法国主管贸易的官员。这便是科耶夫的“两重性”：既提着哲学家的文件包，又提着官员的公文包。为此，他自然受到了不少人的非议，哲学界批他是政客，政治家认为他是学者。

  但其实无论在哪一方面，科耶夫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尤其是在哲学，他不仅将“辩证法”的思想带到了法国，而且提出独具特色的历史终结论。甚至，他还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的源头之一，让华尔在《法国哲学的图景》中写道：“科耶夫完全否定了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的可能性，而这正是存在主义的特征之一。因此在科耶夫与萨特之间有一种共同的特征，认为科耶夫影响了萨特并不是不可能的。”

  科耶夫的哲学起点是对黑格尔思想，尤其是对于“主奴关系”理论的解读。其原创性亦体现在这种解读的原创之中，这无疑是20世纪哲人不可回避的宿命。奥弗莱写到“科耶夫对黑格尔之解读的独创性就是他自俄国革命以来，在放逐中、在德国和法国所经历的全部岁月的结果，也就是他想要建构无神论的绝对知识（在他看来，这种绝对知识是对历史所造就的最后新世界的发现）的一种独特尝试。”（P.14）

  还是简单描述一下这段俄德法的漂泊经历吧。故事起点是1918年，16岁的科耶夫由于在黑市倒卖肥皂而遭到当局的拘捕，要不是他有一位叫做康定斯基的立体主义大画家的伯父，他早都已经与其他同伴一样判处死刑了。但这仍不是他出走俄国的理由。具体的原因是他由于家庭出身而被莫斯科的大学排除在大门之外。

  于是，在次年他便与好友威特一同偷渡到波兰。但又被波兰政府拘捕，怀疑是布尔什维克的密探。好在威特的德国国籍以及帮他弄到一本德国护照才使得科耶夫在两个月后被释放，出走德国。直到1921年，科耶夫才成功注册进入海德堡大学，五年后在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了关于俄国神学家索洛维约夫的博士论文。24岁起便定居巴黎这一番早年的跌宕起伏势必对其思想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使其黑格尔解读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视域。

  科耶夫认为，“黑格尔能够说是错误地从“自然的意识（自然的人）推导出了人的自我意识。因为人的欲望事实上在严格意义上的人的否定辩证存在与自身同一的自然之间引入了一种绝对的对立一种断裂。”（P.264）在1948年10月7日写给《现代》的信中做了进一步解释：“我不是说，同时有两种存在方式存在：自然和人。

  我认为，直至最初的人的出现（他是在为荣誉的战斗中产生的），全部的存在都只是自然。从人开始存在的这一刻起，全部的存在就是精神，因为实在世界事实上包含着人这一刻起，狭义上的自然，亦即没有人的实在世界只不过就是一种抽象。”

  别被哲学家们的谈话方式给绕晕了。其实意思很明确，就是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于是便用前精神的自然维度进行修正。

  其次，在此二元论的基础上，“为黑格尔主义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指向和现实意义”。也就是说，他在解释黑格尔的同时，将马克思的批评观点也融合了进来，从而导致了一种激进的黑格尔解读。奥弗莱在第265页的注释中，特意提出了这一点，认为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上福山《历史终结了吗？》一文存在着一定误读。（更多关于福山如何误读，可参见罗伯特霍斯发表在《政策评论》中《科耶夫的拉丁帝国》一文）

  第三，在科瓦雷启发下，科耶夫从对黑格尔时间概念研究中引向了历史终结论。当然，历史终结的思想种子在其心中一直存在。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歌德共同构成了早年科耶夫走向终结论的三部曲，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无疑还是使之成熟的决定性力量。需要说明的是，仿佛我们一看到“历史终结”这几个字眼，就不能不谈到那位著名的“终结者”弗朗西斯福山。这位日裔美国学者，因其1989年的《历史的终结》以及1992年《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而名噪一时，似乎他就是这一个观念的始作俑者。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理论在学界早都不是新鲜事了，而福山本人也是通过思考科耶夫与列奥斯特劳斯的争论才进入了这一问题。他的主要工作不过是对黑格尔科耶夫这脉思想做了进一步演绎。其间的差别可以简单描述为：黑格尔关注法国革命，科耶夫的背景为二战，而福山所论多是基于冷战。一直在变化的只是历史背景，而不变的则是思想内涵。因而要真正理解历史终结论，只了解福山是远远不足的。而我们现在就是要通过科耶夫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更深处去。

  科耶夫第一个版本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将回归到动物性。也就是说，自由的与历史的“个体”消失了。在历史终结时，“人作为与自然或给定物和谐一致的动物仍然保有其生命。消失的是严格意义上的人，也就是说，对给定物进行否定的行动或错误，或一般意义上的与客体对立的主体。”（P.318）但科耶夫认为此时的人类一定是幸福的，即使没有了创造性以及精神活动。

  再者，历史终结也是一套完整的关于政体形式演变的过程。科耶夫认为历史现今的历史发展要从民族国家过渡到帝国，最终走向世界国家的过程。

  所谓帝国，自然就是我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拉丁帝国”。在20世纪（二战以后）谈拉丁帝国梦想，乍一听，其痴人说梦的程度无异于张勋复辟。油门踩得挺猛，但挂在了倒档上。但事实恰恰相反，霍斯甚至用“前卫”一词来形容科耶夫的帝国理论。

  作为一名卓越的政客，科耶夫的对于帝国的思考必然是以其身处其间的法国现实作为基础。他指出当时法国所面临的危险有内外两方面。具体来说，其外部威胁就是德国。没错，即使纳粹军事上的威胁已经全面解除，危险还是来自于德国。因为纳粹的倒台使得德国要以新的方式重新“进入”欧洲，其直接后果是法国将沦为一个“二流国家”。

  由此可见，科耶夫的帝国理想与粗浅的民粹主义有多大的区别。至于内部危险，则是指战后法国在文化与经济上所受的重创，以及青年人民族意识的淡漠。后者表现为不愿主动为国效力，沉醉于异域文化电影及小说的轰炸之中。正是基于此“不得不”的形势，才使得“帝国”理想最具现实意义。

  其实，科耶夫的视域远不仅局限于欧洲。在他看来，世界已确定进入了帝国时代。两大帝国已经毅然耸立：东正教的斯拉夫-苏维埃帝国以及盎格鲁-美利坚帝国。斯大林天才的感受已经理解到社会主义帝国是社会主义通往实现的必经之路；而具有同样高度的丘吉尔也已推进了英美经济集团的快速发展。这就是“拉丁帝国”之所以产生的根本依据。这能说是在做梦吗，他比谁都清醒。

  因为建立帝国不是复古的目的，而是走出现实困境的手段。科耶夫在《法国国是纲要》中写道：“在当前历史境遇的具体现实中，唯有一种真正可行的政治理念似乎可提供给法国，这就是拉丁帝国的理想理念，而在这一个帝国里，法兰西民族的目标和任务是保障自己首屈一指的地位。”

  在科耶夫的论述中，构成“拉丁帝国”的是“亲缘关系的加盟性民族国家”。 他将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视为帝国成员，最终囊括整个地中海世界。共同文化是组成帝国的关键，而“法国应该成为拉丁帝国理念的担纲者。”（P.303）因为它最好地继承了拉丁文化的精神特质：“作为一切艺术之源的闲暇艺术”，是“美丽与甜蜜”。奥弗莱解释到“如果没有拉丁文化，世界将不可能享受到经济劳动带来的、并越来越趋向的休息的好处”（P.303）在他眼中，这种“闲暇艺术”正是足以遏制不断使人异化的资本主义的良药，为未来世界所必不可少。因此为实现文化与民族的复兴，即使要放弃现有的民族国家形式也在所不惜（法国解体）。

  有一点需要指明：拉丁帝国看似“欧盟”，但绝对不等同于现今欧洲国家的统一。因为如今欧盟的主力德国，被科耶夫排除在帝国之外。理由不再赘述，德意志文化与法兰西文化的异质可以说明一切。他认为德意志民族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民族”。第三帝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简直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脱离时代的政治事业”，因此必将没办法实现。并且这种异质文化将与英美文化产生更多的合流，进而形成对拉丁帝国的合围。德国不仅不是朋友，而且是卧榻之旁最凶狠的敌人。

  说到这里，聪明的读者可能会提出质疑：如此内忧外患、腹背受敌，即使科耶夫帝国理想是正确的，也断无实现的可能。然而科耶夫早就料到了这一手，他甚至认为建立帝国指日可待。因为一方面，对于苏联而言，拉丁帝国是防止欧洲美国化的必要保证；另一方面，对于美国来说，拉丁帝国的存在是对英国中东石油控制的限制且实现撤销欧洲内部经济壁垒的客观需要。

  还有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决定性的因素无疑是戴高乐将军的存在。”满怀民族复兴理性的戴高乐是那个可以打通帝国内部抵抗力的关键。因此最重要的只是令戴高乐“皈依”帝国理想以及通过苏联首肯而拉拢他眼中的“右翼政党”，以此形成建立帝国的足够动力。科耶夫深谙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

  回到科耶夫的历史演进中，他认为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世界国家。他将这种后革命的现代国家结构视为普遍同质的理想。大体上，对之抱有乐观态度，认为即使我们能力有限也还是要向着这个目标去追求。到那时历史便进入了“停滞”，“我们可能既注意不到历史的生成，也注意不到它的延展了”。此时他提起了斯大林的名字，这个被寄予希望的人。

  他自己曾既喜悦又伤感的说道：“黑格尔只是算错了150年的时间。终结历史的，不是拿破仑，而是斯大林；而我则负有责任去宣告这一点，不同的是，我没机会看到斯大林在我窗前走过。但最终”（P.257）正因此，科耶夫被许多人认定为可恶的斯大林主义者。

  科耶夫在1967年拍摄的中国。科耶夫在其他几个国家只拍摄历史遗迹，却并不吝惜将镜头对准当时的现实中国

  当然，为其辩护者也不乏其人。他们的主要理由便是道德判断必须与政治、历史分析作区分。例如霍尔所言：“在科耶夫的历史主义的观念看来，用道德说教来反对斯大林，在哲学上是没有一点意义的，因为这种历史主义实际上拒绝将任何一种实质性的、非工具性的道德观念加给政治。”（参见《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邱立波 编译P.217）显然，这又将触及一个令人无比头疼的问题，至于怎么样来评定读者或许早都有了自己的判断。

  1968年6月4日，在布鲁塞尔参加共同市场会议的科耶夫由于突发心脏病离开了这样一个世界。在临死前，他念兹在兹的仍是历史终结的观念。也许他能预感美国的壮大，但似乎不可能想见23年后的苏联解体，当然也无法看到于同一年诞生的欧盟，至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更是无从谈起。

  这当然不是说要用这些世纪之间的国际风云来修正科耶夫早年的帝国版图。这样的简单粗暴，除了无知不能说明任何事物。而我们所要做的，应是认真思考科耶夫思想对于今日地理政治学的意义，他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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